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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空的明星不会更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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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丽的鲜花不将更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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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4463字
袁杰伟：《随园流韵：袁枚传?前言》
蒋振华：《圩程——袁杰伟自选集?总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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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}|从《毛板船》看袁杰伟的纪实文学创作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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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章罗生
湘文化源远流长，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：不说古代的王夫之、近代的曾国藩，也不说现代的毛泽东，刘少奇、贺龙等革命家与军事家，单就当代文坛而言，也群星灿烂、人才辈出——“文学湘军”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全国之后，于21世纪又异军突起、再造辉煌。不过，以往是以小说等虚构创作为主，而当今则以报告等纪实创作为重——这一点，虽说是文学的“纪实”时代使然，但也打上了鲜明的“湖湘”印记。如以毛泽东为主人公的“红色”题材创作，就因其天时地利而走在全国前列：继张步真、赵志超、龙剑宇、杨华方等“毛泽东专家”之后，余艳、纪红建、张雄文、胡玉明等又将其扩展至杨开慧、粟裕、贺龙等人及湘西南与浏阳等红色根据地。而在“问题—改革”等现实题材创作方面，继谭谈、李超贵、张扬与杨远新等之后，又涌现了陈启文、阮梅、彭学明与韩生学等在全国有影响的“新生代”。而袁杰伟呢，虽也是“新生”的“60后”，但因“潜伏”较久、出道较晚而一直未被关注，即使在笔者的“专业”研究中，也迟迟未将其列入计划。然而，在读到他即将出版的新著《毛板船》时，我不觉眼前一亮，才想起他先前送我的《圩程——袁杰伟自选集》3卷本和“竞标”而来的“国”字号大作《随园流韵：袁枚传》等。而在我“亡羊补牢”、认真研讨他的这些作品之后，不禁既惊又喜：湖南的“纪实”群体中，又增添了一颗闪亮新“星”！
袁杰伟虽出身贫困、经历坎坷，但自强不息，顽强与命运抗争。正是如此，在几次考研失败后，他不甘屈居贫困山区，而要去生活的激流险滩闯荡，以书写自己的独立人生。如此，他南下广州，先后在报社、学校与公司任职，也曾参与电视剧写作和拍摄等。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败的教训；既感受到时代的躁动与人性的温暖，也体会到社会的复杂与生存的艰难等。这些，在他的《圩程》第一卷《漂泊在羊城》中有翔实而真切的记载。该作一般被人称为纪实小说，而我则认为，它更是一部真实、形象的自传。因为，它不但如实记述了自己在羊城的“漂泊”，而且通过“我”与羊城及家乡的联系而反映了广阔的时代社会；不但真实记叙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，而且用“袁杰伟”等真名，且不回避其情场波折与人性隐私等。《圩程》第二卷《尘埃落不定》为纪实散文，大多篇幅短小，内容除记述自己在羊城与娄底等地的经历、见闻与感受外，尤其是增加了对社会世俗的揭露批判与对人生、历史的思考等。这一点，在《“淡泊”两字好迷茫》《记者与骗子》《记者与农民工》《教师节杂感》《“豆腐渣工程”》《狄仁杰的“另类”》《范晔为何招来杀身之祸？》《说岳飞》与《张居正为何不能成为历史名臣？》等篇中表现尤为突出。当然，这一点在《圩程》第三卷《第三只眼》中更为集中。该卷被认为是杂文集，因而也的确具有杂文针砭时弊与讽刺幽默等特色。它分《漫谈教育》《文化视界》《草民言论》与《社会万象》4辑，对有关教育、文化与农民等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揭批与思考，从中更能见出作者的正义良知、责任担当与求实精神等。
总之，如有人所说：“大背景、小故事”“大气候、小气象”构成《漂泊在羊城》主题与情节的包容关系，“表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，宏大的主题背景与细腻的生活情节的有机统一。‘我’一变而有我，再变而有功，三变而有生命存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，由乱到治的社会个体发展规律在‘我’身上显露无遗”；《尘埃落不定》与《第三只眼》则是他“后天才学气质最集中、最充分的展示”，它“无所不包，无体不备，均能随体成文，风格多样，语言恣肆，汪洋辟阖，仪态万方，实乃当今学者兼作家之佳构也”。
正是有此厚实的思想、知识与写作储备，作为“无名小卒”的作者才能在《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》这一重大国家文化出版工程中竞争到《随园流韵：袁枚传》的写作。也正因为它是国家任务，故要求高、审查严，作者也卧薪尝胆、全力以赴，因而它实现了作者的全面超越，也使其创作跃上了新的台阶。正如他所说：“在写作手法上，我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物传记或情节很强的报告文学那样，主要以情节、细节取胜。我不善于虚构，连意象填补也很拙劣。因而在不少章节中，我采用了自己最喜欢运用的杂文随笔的写法……当然，更多的是根据所涉及的内容，综合使用了杂文、散文、随笔、故事等手法”。正是如此，作者深研史料、精心结撰，通过“漂泊在京城”“七载芝麻官”“以官易随园”和“美食与性灵”等典型描写，不但全方位地再现了传主的“全人”，而且突出了其独特的思想性格与精神秉赋—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不同于一般传记，作者抓住传主作为诗人与诗评家的“这一个”，不但突出其创作才华，而且以专章形式，对奠定传主历史地位的“性灵说”等，从历史与学术的角度进行“专业”考证、辨析，这更显示了作者“学者兼作家”的独异与过人之处。正是如此，作品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肯定，认为它“融合杂文、随笔、散文等多种手法，深入到传主思想、人品、情感深处，聚焦于袁枚的内心成长，强化了他一生信奉的平等、坦诚、正直等启蒙精神”；其“情节细节丰富生动，性格形象突出，富有情趣，畅达诗性，是走近和认识传主的简洁充盈的文学书写”等。
那么，《毛板船》的情况如何？令人欣喜的是，我们又看到了作者的创新与超越，更见识了作者的内在潜力与高远追求。这一点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
首先，在文体探索方面，不同于作者以往的纪实小说、散文与传记等创作，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单一反映“现实”或再现“历史”，《毛板船》是文学报告，而且是联系“现实”而以“历史”为主的史传报告。也就是说，作者抛开以往的“轻车熟路”而又开始了新的体裁尝试。但这种“新”，不是远离基础的另起炉灶，而是继承传统的优势互补，是充分吸收了以往经验后的综合、提升：它既有小说的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，又有散文的写景抒情与“形散神联”，还有民间文学、通俗文学常见的传奇与神秘等，因而是一种具有浓郁的乡土、文化特色的“新”史传报告。
其次，在题材内容方面，作者也有新的开拓。即作者的以往创作，虽也写了新化、娄底等湖南家乡的有关人事，但主要还是写自己在羊城等地的漂泊与见闻等（《袁枚传》例外）。而《毛板船》则不但聚焦家乡新化，集中反映梅山文化、风俗与历史等，而且将视野延伸至湖北的汉阳等地，而联结两地的绳扣即“毛板船”。而“毛板船”这一题材不仅重大而且独特：它为新化人首创，是世界上唯一一次性使用的巨型船舶，且只存在于1799—1959年的160年间；是新化人为了将本地煤炭经资江运往汉阳而“逼”出来的生存之“法器”。即该船之所以为“一次性”的“毛板”，是因它至汉阳后不能返回而只能作木材处理；之所以至1959年即被中止，是因修建柘溪水电站后资江阻断；而之所以要运到汉阳，是因汉阳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流通基地。因此，作品不但记述了“毛板船”从诞生、发展到消亡的160年历史，而且写了1959年后的移民与乡村经济，及“我”对毛板船“活口”的寻访等；不但写了新化山区的人文地理及贫困与反贫困，而且重点写了新化人—宝庆帮等湖南人在汉口的商贸、生存等艰难实况，包括与安徽帮等外地人为争夺码头等地盘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等。如此，作品就写到梅山武术、武师争霸、地域文化与江湖社会，也写到资江地理、洞庭风光、汉阳商会与湘楚历史，还涉及朝廷的新化官员、曾国藩的湘军与水师、武昌起义前后的社会形势、雪峰山抗战与日寇投降，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、经济与改革开放，尤其是通过资江航运与汉阳商埠等，正面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航运、商业等经济、社会面貌。因此，作品选题独特、题材庄重，视野广阔、内容深厚。
最后，在风格形式方面，作品融汇古今、“虚”“实”一体，用小说笔法而不露匠气，写传奇故事而不夸张，重人物描写而不渲染，有“文化”“理性”而不“掉书袋”。具体而言，在写人方面，作品不但重点写了“毛板船”的创始人杨海龙、先为舵手后为汉阳宝庆会馆馆长何元仑、武师游石命与“楚宝瞎子”刘春祖等，还写到刘光南、邓显鹤、李郁华、梁祇六、周先仁与谭人凤等新化籍官员、要人及曾国荃、孙中山与华国锋等。在叙事方面，除详写“毛板船”从新化经益阳、洞庭湖而至汉阳途中的艰难险阻外，其围绕汉阳宝庆码头而与安徽帮等所进行的争夺，描写尤为集中、具体。如第七章的“三箭定界”、第九章的“江湖赌狠”与第十一章的“将军保驾”等，即是其例。而其中的翰林钦差李郁华巧施妙计与理发匠舍命油锅捞匕首等描写，尤为曲折生动、惊心动魄。在文化风俗方面，作品既写了梅山的武术、茶马古道与张五郎等神话传说，又写了汉口的沿革、风物与鹦鹉洲等地的历史典故；既写了“湘帮”的血性与义气，又写了不少民谣与打油诗，尤其是以专章写了《资水滩歌》等。在理性精神方面，作品既总结了“毛板船”在经济、教育、语言等方面以及对曾国藩水师的影响，又反思了有关“毛板船”经济的地位、意义与劳资关系等；同时，对武汉今昔、湖湘文化、新化发展与扶贫开发等，也有一定思考。总之，作品涉及文、史、经、哲等方面，知识密度大，且人物鲜明、故事生动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等。
本来，按该题材内容的丰富、厚重与时空跨度等，即使是不能虚构（但可“合理想象”）的纪实作品，也可写成鸿篇巨制。但目前该作只是一10多万字的小长篇，这一方面说明了作者的严谨求实，拿出的是浓缩的“干货”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了作者的“仓促”与“拘谨”——虽说“长风不可长”，作品并非是越长越好，但如果是史诗式题材而不能成为“史诗”，这是否也是一种遗憾？就此而言，我认为作者还要增强精品意识，不要将“独家”重大题材作“轻量级”处理，而要建立自己的创作根据地，并努力掘一口“深井”。显然，“毛板船”是作者根据地的“深井”之一，只是“掘”的力度还不大，其深度也还不够。假如《毛板船》的人物更立体、鲜明，其描写更从容不迫，其反思、批判也更有力，岂不意义更大、感染力更强？这一点，仅供作者参考，也欢迎读者批评！
当然，话说回来，作者基础扎实、准备充分，创作路子广、手法形式多。而这一切，又是其“大器晚成”与“可持续发展”的必备条件。既然航道已经开辟，金子已经发光，那么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：升空的明星不会更亮、亮丽的鲜花不将更艳？
章罗生，男，南京大学文学博士；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，文学院教授，研究生导师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、纪实文学与老舍研究等。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、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。
主编：卞毓方| 出品人：李剑锋副主编：丹青丁一 梁长峨余继聪 姜君商务合作请发邮件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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